已故烏克蘭導演亞歷山大杜甫仁科(Oleksandr Dovzhenko)的鏡頭語言非常詩意，長時間緩慢堅定攝影機運動，搭配穩健的剪輯節奏像墜入深沉的呼吸中，可以很仔細地看見北方農民粗獷的膚質、樸實的衣帽和堪用的家具，不間斷地凝視帶來同理心，蘇聯時期農民生活仍然困頓，但是他們萬分堅毅的性格及無垠的智慧，讓養尊處優的人們很難望其項背。烏克蘭導演亞歷山大杜甫仁科有限的創作機會受到時任蘇聯總書記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壓迫及阻斷；隨著年紀增長，亞歷山大杜甫仁科逐步增強的烏克蘭人身分認同，也讓他的電影生涯如秋風落葉般的顛沛流離…
中國電影「秋菊打官司」改編自小說「萬家訴訟」，公路電影般的敘事手法帶動情節的推展饒富興味，具有地區特色的配樂和中國西北地景相呼應，角色始終刻意保持淡泊又寧靜的情感，讓衝突情境聰明地避開激進又煽情的可能。辣椒農劉佩琦和身懷六甲的妻子鞏俐住在交通不便的內陸淺山地帶；村長雷恪生夫婦已經生養了四個女兒，在計畫生育政策頒布實施之後，也只能放棄傳宗接代的夢。故事的起點源自於兩人之間口角加劇成了肢體衝突，丈夫劉佩琦還因此受到重傷；而鞏俐為了替丈夫討公道而決心採取法律途徑。她可能會遇到兩個最大難題：1. 她不識字 2. 她沒有錢。
始終想要「討個說法」的孕婦鞏俐，接受內心的召喚，偕同小姑二人踏上英雄的旅程；精明聰慧的她，雖然沿途難免吃虧，但也在途中學到許多農村生活沒有的都市生存技能：她學會治裝、學會委任律師也熟悉進城的交通方式，一路上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增加旅程的精采程度。電影很精練地採用辣椒交易延伸帶出農產的樸實物價，讓觀眾有對比的依據。整個故事最大的抗力不是村長，而是丈夫劉佩琦逐漸無法忍受訴訟期間無盡的金錢、時間的消耗、還有村內越來越同情村長的輿論，他甚至放話想把太太趕出家門，他認為自己無法承受層層疊疊的壓力。90年代的中國的城鄉差距開始劇烈擴大，攝影團隊也用很寫實的視角，紀錄下歷史的一段剖面。
劇情最激烈的轉折在於村長雷恪生在過年期間拯救了難產的鞏俐，母子均安的皆大歡喜情節，讓始終逆流而上的鞏俐似乎陷入難以抉擇的道德困境。但是公權力和私領域糾結成一團，形成難以認定的混亂，單調平凡的小村莊更顯得人際關係複雜交織在一起。法治社會及民主選舉制度基本上很適合也很能夠解決這類型的問題：村長的地位來自於具有投票資格的全體村民所賦權，權力的範圍也皆有相關的法條制定責任執掌，村長傷害村民必須要負起相對應的責任，而為民服務也不應該成為道德勒索的繩子。但是我們可能會注意到法治社會需要廣大民眾的公民素養；時不時流行的民粹主義則又會形成另一條道德綁架的繩子，扯斷法治社會本來就很脆弱的平衡。全片最特別的大概就是鞏俐夫家對於媳婦無條件的支持，這種大智慧在那樣保守農村甚或是當代自由思潮的今天，應該都很難得一見吧！
中國導演張藝謀在電影｢秋菊打官司｣的創作手法，明顯有別於前作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或是電影「菊豆」，幾乎放棄使用大色塊、飽和色及鮮明對比的美術表現，也在故事情節放棄各種由於衝突、對峙帶來的巨大張力；已故烏克蘭導演亞歷山大杜甫仁科，從他的景框中看出去的東歐地區往東與俄羅斯土地接壤的農村生活，抒情的田園自然風景，或是濃到化不開的烏克蘭點滴，不疾不徐地娓娓道來絕對是他的風格特色之一。而電影「秋菊打官司」的敘事重心雖然不在於農村風景，也並不強調人與自然間的互動依存關係，而是力圖展現出小說家筆下人物的生命在諸多限制及挫折中，堅忍不拔的強大意志力，更令人驚豔的可能是對女性人物的韌性的描寫，在小說及電影中都被展現的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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