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義大利及美國合拍電影「春光乍現」(Blow-up)改編自阿根廷短篇小說「惡魔的囈語」(Las babas del diablo)，義大利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為戰後的年輕世代留下目眩神迷的一頁，玩世不恭的主角，英國演員大衛漢米斯(David Hemings)開車的樣子、拍照的樣子和跑步的樣子，帥到女孩們為之心花怒放。要怎麼拍出大衛漢米斯年輕氣盛又精力充沛？要怎麼拍出他的積極強勢又才華洋溢？要怎麼拍出1960年代英倫的瘋狂色彩？當年50多歲的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絕對有一顆年輕的心，以及技巧純熟豐富的的電影手筆。
起始點是一場相機鏡頭下的精神性愛，大衛漢米斯和薇露西卡馮倫道夫(Verushka von Lehnodorff)攝影棚內的激情互動，讓年輕多金的攝影師看起來前途無限；電影中途我們還會看到珍柏金(Jane Birkin)和朋友如飛蛾撲火般衝進工作室，兩女一男光著上半身的嬉鬧玩樂即便毀掉工作室的設備也沒關係。全片不連續的因果關係讓電影的走向變得難以預料，唯一解答的只有薇露西卡馮倫道夫的謊言被揭穿，因為她根本沒有搭飛機去巴黎。這種不連貫的劇情方向帶來一種神秘又詭譎的風格，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不同於阿佛烈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把敘事、懸疑設定為主軸，這部電影結合時尚、繁複又有創意的取景和鏡位設計，融合當代美學成為這部電影最傑出的風景。
事業蒸蒸日上的攝影師大衛漢米斯對工作厭倦，他帶著相機在公園內拍到凡妮莎蕾格烈芙(Vanessa Redgrave)正在幽會，不願意被拍攝的凡妮莎蕾格烈芙想盡辦法要銷毀底片；大衛漢米斯用假的底片含混過關騙倒凡妮莎蕾格烈芙，但在沖洗照片之後，大衛漢米斯認知到自己目擊了一場凶殺案，他在照片中看見兇手的臉，也在公園看到屍體，他還想拍下屍體才報警。隔天工作室遭人闖入，凡妮莎蕾格烈芙與男友的幽會照片全部被拿走，失去一切證據的大衛漢米斯回到公園，他巧遇一群丑裝的年輕人在打空氣網球，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也讓觀眾參與的空氣網球的你來我往，電影接近結局的三分鐘是最震撼的，我們的人生是不是像空氣網球一樣？所謂的「真相」也是「假象」嗎？
非常零碎的分鏡是這部電影最大的特色，因為主觀客觀視角不停反覆交錯，每個小細節都要被觀眾仔細看見。主角來回穿梭在狹小的工作室空間、或是開著華麗名車在街上奔馳；每一個街上的人、夜間的街景、擁擠的雛鳥樂團(The Yardbirds)演唱會還有丑裝的年輕人，細碎的畫面讓觀眾完全置身故事中，繁複多重的角度讓觀影的感受興味盎然，解開道德束縛的敘事讓年輕叛逆的精神像奔馳的沿途綠燈的大馬路上。已經很久沒有看過導演能把攝影機當作故事的載體，攝影機如此積極主觀又風格化的介入敘事過程，而非紀錄故事發生的第三者。電影中想解開又解不開的凶殺案謎團，不就是像極了每個年輕人看出去的世界，一大堆無法理解的事情也沒有人可以講清楚，朋友也有各自的生活誰會真的關心自己呢？
全片的基調非常獨立自由，沒有深度的情感成為本片敘事最獨特的風格之一，傑出的鏡位排列和剪接讓地心引力消失在電影敘事中，電影裡的每個人在生活中毫無責任感、隨機也不連續，看電影的觀眾就像做了一場夢：夢裡我們開著名車出去逛大街，夢裡我們是帥氣出名的攝影師大衛漢米斯，夢裡我們和模特兒做愛，我們和珍柏金及她的朋友三個人沒有穿上衣在玩，夢裡還有一場惡夢，我們夢到一場凶殺案，然後我們在夢裡打了一場空氣網球，所以夢裡到底有沒有網球，夢裡的大衛漢米斯把網球丟回去比賽的現場，而且所有打扮著丑裝的觀眾的視線都緊跟著比賽的進行，他們歡呼、他們鼓掌，這樣到底有沒有網球？有沒有凶殺案？我們到底是不是在做夢？景框裡的一切都太真實也太虛假了！電影「春光乍現」的海報太客氣了！這部電影絕對不只是1966年最棒的電影，它是百餘年的影史上，結合敘事、運鏡和風格三位一體的最棒的電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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